國內外學術界在中國文學理論學術史研究方面已取得了重要成績，但仍存在進一步探討、發展和突破的空間，有待更為全面、系統、深入的文獻梳理和研究。一些原創性理論與標識性概念有待進一步挖掘。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理論學術史研究與文獻整理”以“改革開放40年”與“文學理論學術史”為兩大關鍵詞，從學術史維度提供理論支撐，著眼于文藝理論學科建設的同時，力求推動建立新時代有中國特色的文藝理論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
南京大學文學院主辦“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基礎理論學術史研究”學術研討會 主辦方供圖
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學術觀念變化巨大，話題演變復雜。南京大學文學院副院長董曉教授認為，對其進行學術史梳理的過程就是對基本學術問題的探究過程，文藝基礎理論研究非常重要?！案母镩_放四十年文學理論學術史研究與文獻整理”課題總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丁國旗研究員認為，“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基礎理論學術史研究”子課題需要肩負統籌四十年來我國文藝理論發展格局和發展方向的重要責任，他將四十年文學基礎理論的發展特質定位為綜合性、游移性和探索性，并指出文學基礎理論學術史研究需要注重三個維度——學術史視角、問題意識、中西比較視野，這是對四十年來我國文藝基礎理論研究的基本判斷。
梳理文學基礎理論研究發展路徑
從縱向看，20世紀70年代末至今，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基礎理論研究發展大概經歷了三個階段：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復興與重構，“向內轉”與文學“內部研究”的繁榮，再到90年代至新世紀之后，出現了文學理論的擴容，文學理論開始多元建構、多元并存、學術自主創新的階段。而從橫向的“文藝學”學科自身的邏輯構架上看，文學理論（元理論）、文學批評學與文學史理論也取得了重要進展。子課題負責人南京大學文學院汪正龍教授圍繞《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基礎理論學術史編寫大綱》從一縱一橫兩條線索梳理了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基礎理論研究發展路徑。
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基礎理論學術史研究應該注重“學術”二字，不能只是單純的資料匯編，南京大學文學院副院長董曉教授認為，應該將文學基礎理論的基本問題找出來，但同時要注重在每一個問題板塊中的歷史爬梳?！督K社會科學》主編李靜研究員提出，應該首先辨析“改革開放四十年文學”的兩種含義，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文學注重了政治背景，而文學的改革開放四十年則是一個學術概念，應該處理好政治背景與學術問題的融合問題?！督W刊》劉蔚研究員提出，應該辨析基礎理論學術史和基礎理論研究學術史兩個概念，一個是對基礎理論的研究，一個是對基礎理論研究的研究，屬于兩個不同的研究層次。蘇州大學文學院劉鋒杰教授認為，基礎理論史與基礎理論學術史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學術”兩字已經包含了對前人研究進行反思和總結的含義。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張永清教授認為要界定基礎理論研究的概念邊界問題，因為按照韋勒克在《文學理論》對文學研究的三分法，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文學史應該是三個不同的板塊。
反思和總結文學理論諸問題
目前藝術符號學的兩大主要理論基礎——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符號學與皮爾斯的邏輯學符號學，雖然對于符號學研究來說都具有革命性意義，但對于文學藝術研究來說則都存在著根本性問題。南京大學藝術研究院趙奎英教授認為，一是它不能很好地解釋藝術符號的本質與意義，二是不能很好解決藝術符號與物性、與自然的關系。當今的藝術符號學研究要想獲得突破性進展，需要對這兩大理論基礎的局限性進行反思。審美反映論和審美意識形態論的提出與1980年以來文藝學界對20世紀中國文藝理論影響巨大的反映論文學觀的深刻反思密切相關。新時期以來出版的許多文學或藝術概論教材大多吸收或采納這一觀點，但同時學界的認識仍存在較大的分歧。浙江工商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張瑜教授就新時期以來我國文藝學界從審美反映論發展到審美意識形態論的學理基礎進行了反思和總結。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文學闡釋學研究可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世紀80年代到2000年，是闡釋學翻譯引進階段；第二階段為新世紀頭10年，是闡釋學認識論探討階段；第三階段為中國闡釋學方法論和本體論探索階段。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卓今研究員認為，闡釋學研究力圖擺脫西方的影響，正在形成中國學派。山東大學威海校區文化傳播學院李自雄教授認為，當代中國文論研究的范式轉換，不是也不能是對西方理論話語的簡單移植，而應立足中國問題，依據當代中國具體的歷史語境及現實要求，堅持應有的學科性質與中國話語構建，在拓展文學理論研究疆界的同時，避免走向偏離文學本體的泛文化研究，從而為文學理論的文化轉向及范式轉換作出中國式的回答。
